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162)

北門滄桑.兩劉恩怨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  
圖:北門

今年(2004)是台北建城一百二十週年紀念。儘管台北市文化局很早就已規劃一系列紀念活動, 而我卻沒注意這則新聞。

三月初,山友小周兄寫 一篇「西仔反-清法戰爭與臺灣特展雜記」, 我才注意這件事。後來我與山友幾次探訪基隆清法戰爭古塹壕遺址, 又蒐尋相關資料,便漸漸對台北城的歷史產生興趣。

台北城建造於光緒十年(1884),正值清法戰爭期間。台灣為主戰場,基隆、淡水皆被戰禍。四月間, 至暖暖尋訪古塹壕遺址時,小周兄向我提及台北建城紀念活動,其中一項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計劃模擬當時台灣巡撫劉銘傳坐著官轎進城的歷史鏡頭,以紀念這一建城歷史盛事。 小周兄有感而發地說:「不應該只紀念劉銘傳而已。其實劉銘傳與台北建城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反而應該要紀念劉璈。」

這是不是一種歷史的失憶呢?

圖:北門(承恩門)

劉璈是誰?很多人大概不認識。我也是今年才認識這個歷史人物,他曾任職「台灣兵備道」,是劉銘傳的政治宿敵。

台灣尚未建省之前,行政區屬於「福建省台灣道」。福建巡撫春夏駐台,秋冬駐閩,兩地輪流駐紮辦公。 台灣道劉璈則為福建巡撫之下,台灣地區最高行政長官。

劉璈,湖南人,為湘軍將領左宗棠門下,同治十三年(1874)來台處理牡丹社善後事宜, 專辦建築恆春城工務。光緒七年(1881)又來台,擔任台灣兵備道。任職台灣道期間,《台灣通史》 作者連橫形容他「勇於任事,不避艱鉅,整飾吏治,振作文風。」

台北築城之議,可追溯至沈葆楨光緒元年(1875)上書的「台北擬建一府三縣摺」。沈葆楨曾兩度來台, 一為牡丹社事件,另一獅頭社番民之亂。 他體認到台灣的戰略地位日趨重要,而列強有覬覦之心,須加強練兵籌防。同治年間,沈葆楨即有台灣建省之議,但未獲清廷重視。 沈葆楨亦認為北台灣地位日益重要,故向朝廷建議設置「台北府」,使北部與南部(台灣府)取得行政同等地位。 這項建議獲得清廷允許,並准建台北府城。

圖:北門,採碉堡式城門樓,以利於防禦

其後,沈葆楨保薦林達泉出任台北府第一任知府。

林達泉奉旨試署台北知府,於光緒四年(1878)到任, 他選定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荒僻平野,作為未來台北城的城址。林達泉到任僅七個月,因積勞卒於官署。 時間雖短暫,卻是台北城的奠基者。

光緒五年(1879),陳星聚於台北正式開府,開始擬定建城計劃,但苦於經費不足,又受限於城址水田土質鬆軟, 於是先植竹培土,期三、四年後,使基地紮實,然後再正式建城。(註:後來,陳星聚直接參與興築台北城, 光緒十一年,卒於台北知府任期內。)

光緒七年(1881)貴州巡撫岑毓英調任福建巡撫,任務為「渡台籌邊」,於是對台北府建城之事轉趨積極, 岑毓英「親臨履勘,劃定基址」。光緒八年(1882)一月二十四日,台北城正式興工。同年五月, 岑毓英奉調署理雲貴總督,台灣事務,遂交由台灣道劉璈負責。

劉璈巡視台北城基後,推翻前人的規劃。劉璈專精堪輿風水之學,又有修築恆春城的實務經驗。 他認為岑毓英城基規劃不妥,將使台北城「後無祖山可憑,一路空虛,相書屬五兇。」於是劉璈乃更改城基方向, 將整座城廓向東旋轉13度,使北城牆後方有七星山可做為倚靠,台北城的城座方向變為向東北、西南傾斜。

這風水之說,靈不靈?且不論後來國家命運如何,台北城完工後,一百多年來,做為台灣政治、經濟、 文化中心的地位始終屹立不搖。

光緒十年(1884)十一月,台北城完工。城牆周徑一五O六丈,壁高丈五,雉垛高三尺,城牆上路寬丈二, 可容兩馬並轡而行。開五城門,分別為東門(景福) 、西門(寶成) 、南門(麗正) 、北門(承恩) 、 小南門(重熙) ,建城石材則取自大直北勢湖。 這座城,經歷沈葆楨、林達泉、陳星聚、岑毓英等的倡議及規劃,最後完成於劉璈之手。

據德人辛慈研究,台北城是中國最後一座依風水建造的城市。

圖:北門,侷促於高架道路旁

光緒十年(1884),爆發清法戰爭,法軍向台灣進侵。清廷急調劉銘傳赴台督軍, 主持戰局。於是劉銘傳主守北部,劉璈守南部。

劉璈主持台灣防務,出身湘軍; 劉銘傳卻是朝廷派來的督軍,為淮軍背景,兩人對防務意見不同。

劉璈防務採「重南輕北」政策,四十營軍力中僅九營駐紮於台灣北部。劉銘傳來台, 將大本營設於台北。當時,劉銘傳苦於短缺軍餉,而台灣道尚有庫存銀一百五十萬兩, 於是命劉璈撥五十萬兩以應軍急,劉璈不從。劉銘傳為淮軍背景,劉璈為湘軍系統, 湘淮軍之間本有齟齬,又為軍餉問題,兩人結下怨仇。

清法戰爭期間,台灣北部情勢險峻,劉銘傳一度考慮遷大本營於竹塹(新竹)以避戰禍, 遭台北士紳強烈反對。後法軍謀攻滬尾(淡水),劉銘傳突撤基隆防務, 將兵力調往滬尾,基隆因而失守。 劉璈乃上奏,責劉銘傳失職,兩人更為交惡。

戰後,光緒11年(1885),台灣建省,劉銘傳因戰功被授為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劉璈鬥爭白熱化, 各向上級告狀對方。後來劉銘傳羅織罪名,彈劾劉璈涉及不法貪瀆十八款,語多不實,致使劉璈獲 罪遭流放黑龍江,當時仕紳咸為劉璈喊冤。

此後,劉銘傳任職台灣巡撫期間,積極推動台灣現代化, 得罪眾多仕紳商,亦頻遭檢舉, 最後因基隆煤礦弊案,心灰意冷,黯然離台。 兩劉恩怨,以悲劇收場。

劉銘傳為台灣現代化之父,劉璈為台北城的實際創建者,兩人治台都有功績,均為不可多得之人才。 然而兩虎不相容,致使兩人先後被迫離台,一流死於邊疆,一黯然歸故里。對此,連橫深表惋惜, 他感慨評論此事:

「法人之役,劉銘傳治軍臺北,而劉璈駐南,皆有經國之才。使璈不以罪去,輔佐巡撫, 以經理臺疆,南北俱舉,必有可觀。而銘傳竟不能容之。非才之難,而所以用之者實難,有以哉!」

圖:北門,夕陽光影

台北城,這大清帝國最後建造的一座城池,城廓規模全台首屈一指,卻只是帝國命運的迴光返照而已。 台北城始終沒有機會發揮「巖疆鎖鑰」阻扼帝國主義侵略的目的。

光緒二十一年(1895)六月, 日軍在辜顯榮導引下,不費兵卒之力, 從北門進入台北城,佔領這座城市,開啟日本人長達半世紀統治台灣的歷史。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底,台北義軍反攻台北城,日本軍隊反而靠著這座堅固的城池保護,居高臨下, 輕易擊潰義軍的攻勢。次年春天,義軍再度反攻台北城,但仍受阻於台北城外。台北城成了敵人的屏障,命運如此作弄人。

明治三十三年(1900),台灣總督府以交通建設為由,開始拆毀台北城的城牆及西門。其餘各城門一度打算全數拆毀, 當時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等學者堅決反對,才得以保留下來。這剩餘的四座城門,成為台北城唯一的遺址。

民國五十四年(1965),這四座城門又遭浩劫。台北市政府以「美化市容」為名,將這幾座已有八十一 年歷史的舊城樓全拆毀,改建成「北方宮殿式」的新城門,當時僅有北門倖免於難。 這是因為都市計劃即將在北門附近興建高架道路,北門遲早要被夷平,所以沒有拆除改建之必要。

後來學者極力爭取,經過激烈爭辯,政府同意修改道路計劃,將高架道路稍為偏斜,於是北門得以保留下來, 但從此侷促於高架道路的包夾之中。北門終能保有歷史原貌至今,只是歷史的偶然與運氣而已。

二十餘年後,逃過一劫的北門終於被列為國家第一級古蹟。今天,想要欣賞一百二十年前的台北 城原貌,惟有北門而已。

圖:北門,巖疆鎖鑰

黃昏時候,我獨自來到北門。北門城樓的磚牆在夕陽柔和的光線下,輝映出一種質樸滄桑的美感。 我站在「巖疆鎖鑰」舊樓額碑石前,懷想這曾有過的歷史滄桑。

日本人拆除台北城時,這塊「巖疆鎖鑰」碑石被移往總督府官邸(今外交部「台北賓館」), 做為後花園涼亭的基石,每天被日本總督踩於腳下。當時,日本總督府積極將台北城「去中國化」, 城內原有清廷官府建物,如巡撫衙門、布政使衙門、文廟、武廟、天后宮、城隍廟,均遭拆除, 而一棟棟代表日本帝國精神的建築物在台北城內一一自平地而起。

「巖疆鎖鑰」,這曾遭數十年屈辱的碑石,幾經流落,如今終於重返舊址,安置於北門城口, 面對著七星山。我希望它能永遠屹立於此,不會再被移走。

台北建城一百二十週年,我們要紀念什麼?我們要記取什麼教訓?我望著空蕩的城門通道,陷入思考。 劉銘傳、劉璈,都曾經出入過這座城門。

旅記日期:2004.07.02  


[讀者迴響]

Tony兄新旅記寫得極好,一些錯字我不多提。
「當時劉璈為台灣最高軍事將領」這句話有點語病,臺灣常設最高的軍事長官應該是「臺灣總兵」。劉璈是臺灣道(全銜如下:按察使銜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道台」(道的長官俗稱為道台)原來只是文官,清廷因臺灣地處海外、地位特殊故加兵備銜,給予指揮一部份綠營之權,乃是意圖使與臺灣總兵相互制衡也。另外、臺灣道加按察使銜乃是賦予其司法之終審權力,不必如他地均由省城之按察使負責也,這當然也是清廷因應臺灣特殊環境所設計。--- Fabien (2004-7-2)


有法賓兄為後盾,我寫文章有恃無恐。關於劉璈的官銜內涵,我本來就有些困惑,至於「當時劉璈為台灣最高軍事將領」一語,只是我網路信手拈來,又犯了不察之誤。內文錯誤已更正,法賓兄補充的好,自當附入旅記篇末,以為讀者參考。感謝!…Tony (2004-7-2)


[行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