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的自然人文旅记(0582)

[历史回想].1920年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回顾

Tony的自然人文旅记  

图:“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理事会议留影(前排左4林献堂,左5杨肇嘉)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是由“台湾民众党”出走的右翼知识菁英所成立的政治团体, 主张在合法的前提下,追求地方政治的改革,是1920年代非武装抗日运动最后的一股力量。

1927年,“台湾民众党”成立以后,随着台湾局势的演变,工农运动渐成社会运动的主流 。蒋渭水领导下的民众党,积极发展劳工运动,也与简吉领导的“台湾农民组合”取得连系与合作,引起党内 右派分子的不满,认为蒋渭水的路线“有违党则”。

1930年1月,杨肇嘉自日本东京返台后,积极鼓吹“地方自治改革”, 2月,林献堂、林伯寿、蔡培火、罗万伡、蔡式谷等人聚会,讨论 另组政治团体,与蒋渭水领导的民众党区隔。民众党得知消息,于3月份的中央委员会议中做出决议: “凡是党员不得参加党以外之政治结社及为其发起人”,希望阻止内部分裂,然而仍然无法挽回, 双方终于正式决裂。

8月17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正式成立,以林献堂为议长及顾问,杨肇嘉等五人为常务理事。 这个政治团体成立的最大特色是强调单一目标,即“促进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而且容 纳在台湾的民间日本人参加,以淡化民族运动的色彩,纯粹诉求落实民主,改革台湾现行的地方政治制度。

图:杨肇嘉

地方自治联盟成立之后,由于有不少地方士绅及资本家加入,且只采取“请愿交涉” 的温和改革路线,因此被“新文协”、“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工友总联盟”等左倾团体批评是 “资本家的结合”、“总督府的御用团体”。

面对“反动”、“退缩”、“妥协”、“投降”种种讥评,地方自治联盟采取隐忍的策略, 而不与其它政治团体进行对抗。林献堂强调,地方自治联盟追求的目标,与民众党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 台湾自治的目标而努力。

唯一不同的是,地方自治联盟的右翼菁英承认了政治现实,认为无法推翻日本殖民统治, 所以反对激烈的斗争或革命路线,以避免无谓牺牲,而主张体制内渐进改革。自治联盟的成员也多出身地主 及资产阶级的背景,因此亦反对以工农阶级为中心的社会革命路线。

地方自治联盟成立之后,积极举办“政谈演说会”,动员干部至全岛巡回演讲, 并发行宣传小册,以宣扬地方 自治的理念,也屡次向总督府提出地方自治的建议及请愿书。 当时台湾各地方政府(街庄)虽然设有“协议会”,但协议员只扮演提供谘询的角色,又全数由官方指派委任,毫无民主可言, 也不符地方自治的精神。这种不合理的地方自治制度,就成为自治联盟的主要诉求的政治改革。

1931年起,台湾岛内政治社会运动的形势有了剧烈的转变。2月,台湾民众党遭总督府命令解散;6月,台湾共产党 遭到大检举及逮捕,农民组合、新文协、台湾工友总联盟随之消声匿迹或归于沉寂,地方自治联盟成了唯一 幸存的政治团体。这是因为地方自治联盟的政治主张及诉求较为温和,所以总督府尚能容忍其存在。

图:蔡培火

1931年8月16日,地方自治联盟在台中召开第一届联盟大会,会中悼念蒋渭水的逝世,并通过几项宣言及决议, 例如赋与公民权参与普选选举、确立州市街庄的自主权、由官方任命的谘询机关改为民选的议会机关、改革行 政机关组织、实施义务教育等。同年11月向台湾总督提出上述建议书。

民众党被禁之后,岛内抗日运动渐趋于沉寂,自治联盟内部的积极份子曾发出改革之议, 希望能扩大运动,但遭到大会否决,自治联盟始终采取温和保守的政治改革路线。 而1920年以来在台湾人民各种政治社会运动的抗争下,总督府也有意改革地方政治制度, 释出部份的自治权力,以安抚社会的不满情绪。

1934年9月2日,林献堂主动宣布终止“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总督府也释出善意,10月宣布, 将于1935年实施台湾地方自治。次年(1935年)4月,总督府公布地方自治的法令,市设“市会”,街庄设“协议会”, 议员半数由官方指派,半数由民选产生。市会议员拥有议决权,而街庄协议员只拥有谘询权。由于议会代表的半数 仍然由官方指派,因此这只是形式上的地方自治而已。

选民的资格则有严格限制,规定须缴纳市税或街庄税五圆以上, 而且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且在同一地区居住六个月以上者才享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选举制度排除了妇女及贫民的参政权。

地方自治联盟认为台湾总督府颁布的地方自治内容,议员仅半数民选,街庄协议员的职权又 受限制,因此表达了反对的意见。虽然感到不满,但交涉无效,无法改变总督府的政令,最后只 是发表了措词温和的声明:“总督府的自治制度改正条例中,虽然今有许多缺陷而不能满足民意, 但比旧制度已稍有进步。”、“将继续督促,以期地方自治的完全实现”。

同年8月17,地方自治联盟举行第三届联盟大会,并于会中决议,推荐及支持适当的人才参与即将到来的 市会议员及街庄协议员选举。1935年11月22日,台湾举行第一届市会议员及街庄协议员选举。地方自治联盟 在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屏东等支部,推荐17名盟员出来竞选,结果当选11人。

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次的地方自治选举,投 票率高达95.9%,只具谘询性质的街庄协议员多由台湾人当选,而拥有议决权的“市会”议员 ,日本人与台湾人比例为51:49,仍以日本人占了多数。

图:林献堂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之后,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气焰炽盛,时局敏感, 加上“祖国事件”的影响注1,地方自治联盟 也倍感政治压力,而于8月15日自动宣布解散。1920年代以来台湾非武装抗日政治社会运动至此 划下了句点。自治联盟部份民族意识强烈的干部,例如蔡培火、杨肇嘉则在战争期间前往中国,以实际行动 参加对日抗战。

太平洋战争期间,总督府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在各地成立“皇民奉公会”。地 方自治联盟的成员多为地主、士绅等社会名流,大多被网罗参加皇民奉公会,而迫于形势,他们也不敢不加入。 例如,林献堂参与皇民奉公会台中支部的业务,后来也被聘任为总督府评议员,1945年4月获选出 任日本贵族院的国会议员,其他如蔡式谷、林呈禄、陈炘等旧联盟干部也都被迫加入皇民奉公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林献堂等人欢庆台湾如愿重归祖国,终于能一吐怨气,地方自治联 盟旧成员纷纷重新活动。林献堂组织“祖国光复致敬团”,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致敬,并欢迎陈仪 赴台就就职。

陈仪来台就任台湾最高行政长官之后,却不愿重用日据时代曾担任过皇民奉公会干部的台湾士绅, 甚至怀有敌意,欲以“汉奸”名义法办一些台湾士绅,林献堂一度也在逮捕名单之中。 陈仪完全无法体会,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身为台湾人的悲哀与委曲心情。

台湾省参议会成立后,林献堂获选为参议员,议长选举时,林献堂为众望所归,但受到陈仪的压 力,林献堂只好自动声明退出选举,最后由陈仪所支持的,自中国返台的台湾人黄朝琴当选议长。林献 堂是当时台湾最孚众望的社会领袖,不料光复后却屡遭政治挫折,经历几次打击之后, 最后对政治绝望而选择避居日本,终老于他乡。

图:台湾地区受降典礼(1945.10.25)

二二八事件之后,继之而来的国共内战,时代的动荡,使台湾知识菁遭遇不小的打击,但整体而言, 政治立场属于右翼,走温和改革路线的台湾自治联盟的旧干部,际遇相对较为幸运,多能躲过这一时期的 政治风暴。

台海局势稳定之后,国民政府开始在台实施地方自治,不少昔日地方自治联盟的菁英投入 选举,而在政坛崭露头角。例如,吴三连曾当选台北市长;杨肇嘉 出任台湾省省府委员、民政厅长等职;蔡培火参选成功,成为立法委员,后来获聘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 策顾问等职。

战后台湾维持了长期的军事戒严体制,左派知识菁英遭到白色恐怖的整肃,几乎消失殆尽,而 右派的台独人士则避走海外,只剩下走温和改革路线的政治菁英得以续存,在地方自治的层级里 追求体制内的政治改革,一如1931年时的坎坷情况,只能以隐忍、渐近的方式,在威权体制下继续追求台湾的民主化。

日期:2008.05.11【推荐本文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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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1936年2至4月,林献堂参加《台湾新民报》组织的中国华南考察团,游历华南各地。 林献堂在上海接受华侨团体的欢迎会致词时,曾说“林某回到祖国”等内容,事后在《上海商报》刊出, 日本驻上海的间谍将此事转报台湾军部,后经媒体揭露此事,对林献堂大加挞伐。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及 皇民化运动气焰炽盛,因此对林献堂的言行极为不满。林献堂返回台湾后,6月17日参加“台湾始政纪念日”园游 会时,突遭一名日本右翼份子击颊,要求其为“回到祖国”失言公开道歉,此即所谓的“祖国事件”。林献堂受 到日本极右派的殴辱之后,心情愤慨,后来暂离台湾,前往东京避祸。


  • 台湾总督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