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19年，台湾总督府完工，象征日本在台统治进入稳固阶段
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是台湾人民大规模武装抗日的最后一击，此后，武装抗日运动趋于沉寂。
继之而起的是1920年代蓬勃兴起的非武装抗日社会运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苏俄、鄂图曼土耳其等帝国纷纷瓦解，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获得独立。
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这股思潮席卷全世界。
1919年3月1日，日本统治下的朝鲜爆发了人民追求独立的“万岁事件”（又称“三一事件”），
在日本军警镇压下，造成数千人死亡。同年，5月4日，中国代表因在“巴黎和会”中签署有损中国主权
的屈辱条约，消息传出，愤怒的中国青年发起“五四运动”。战后的日本社会，亦掀起一股追求自由民主的风潮，
进入“大正民主时期”。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及知识菁英，受到这些事件及思潮
的刺激，也开始关切台湾处于日本殖民地的命运。
图：蔡惠如
1920年1月，在蔡惠如的奔走下，东京的台湾社团扩大组织，成立“台湾新民会”，由林献堂出任
会长，蔡惠如担任副会长。东京地区的台湾留学生菁英纷纷加入这一社团。
“台湾新民会”成立后，立即决定了三项行动方针：
一．为增进台湾人的幸福，推行台湾统治的改革运动。
二．为广泛宣传新民会的主张，并启发岛民及争取同志，发
行机关杂志（注1）。
三．与中国同志取得连系。
其中的第一项，即是后来推动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在当时在“民族自决”的风潮下，台湾的知识菁英，为何却选择议会路线，而不是像朝鲜人民追求独立的革命路线呢？
这是因为台湾与朝鲜的现实条件差异所致。当时朝鲜刚被日本并吞（1910年）不久，
仍处于强烈的反抗阶段，朝鲜人民不惜流血武力反抗，而台湾已被日本统治四分之一世纪，
初期的武力反抗都遭到镇压，日本殖民统治已稳固。此外，朝鲜半岛
与中国大陆土地相连，朝鲜人民武装抗日失利时，可逃往中国躲避，
而台湾孤悬海上，退无可退，武力反抗的形势与条件相对不利。
图：林献堂
日本统治台湾的前期，台湾知识份子多怀有浓厚的祖国意识，出身台中雾峰望族的林献堂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907年，
林献堂在日本奈良的旅馆，与中国保皇党领袖之一的梁启超不期而遇，两人虽然语言不通，
以笔交谈，却相谈甚欢。后来，梁启超受林献堂之邀，于1911年来台访问。
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属于“守保的改良主义”，主张“君主立宪”，进行渐进式的改革，
反对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路线。他认为若推翻中国数千年的帝制，则中国的情势会演变成
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将历经长期动乱之后才能恢复平静。因此，他主张采渐近式的
政治改革。
关于如何争取台湾人自由的问题。梁启超向林献堂告诫说：“中国在今后三十年，
断无能力帮助台湾人争取自由。故台湾同胞切勿轻举妄动，而作无谓的牺牲。
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国人之手段，
厚结日本中央政界之显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过份压迫台湾人。”
他建议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以期最终取得台湾自治的地位。
林献堂吸收了梁启超改良主义的精神，成为从事政治社会运动的指导原则，
即尽量不挑战日本殖民当局的禁忌，而采取柔性温和的改革路线，以争取台湾人民的权益。
衡诸当时台湾的政治现状，这种保守的路线，或许是不得不然的选择，
而且也符合林献堂出身于大地主资产阶级的背景。基本上，台湾的地主
及资产阶级，虽然不满日本人的民族压迫，但其本身拥有较佳的经济及社会地位，
因此自然较倾向于走渐进改革路线，而排斥激进的革命路线。
1918年起，林献堂领导“六三法撤废运动”，
要求日本政府废除充满殖民主义的《六三法》，而成为当时从事民族运动领导人。
图：林呈禄
“新民会”成立后，核心人物之一的林呈禄认为《六三法》虽然是恶法，但它的存在，
等于是日本政府间接承认台湾的特殊性，倘若废除《六三法》，使台湾与日本内地
实施相同的法律，反而否定了台湾的特殊性，终将导致台湾人丧失民族性，完全被同化
成日本人。
因此林呈禄主张，台湾人反抗的重点不在于撤废《六三法》，而是必须设立“台湾议会”，使
之制定适用于台湾民情的法律。这一主张隐含“台湾自治”的精神，获得东京台湾留学生的支持。这种
议会路线，也与林献堂的理念契合。于是“新民会”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取代“六三法撤废运动”，成为民族运动的努力方向。
1921年1月30日，由林献堂等178人连署，其中以东京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第一次向日本帝国议会正式提出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遭到“不采择”（不采纳）的结果。
虽然请愿没有成功，但消息传回台湾，却鼓舞了台湾的知识份子。而当时台湾总督为文人出身的田健治郎，主张
“内地延长主义”，强调“同化主义”，希望逐步消弭台、日之间的差别待遇。
为了缓和台湾人的情绪，台
湾总督府在1921年6月份公布《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官制》，设置评议员25名，遴聘总督府高级官员7名、
日本人9名、台湾人9名担任，以做为台湾总督施政的资询机构。当时任命辜显荣、林熊征等士绅出任评议员
，而总督府亦遴选林献堂为评议员，加以笼络。
图：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活动在东京受到台湾留学生的欢迎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没有因此而缓和。1921年10月17日，在蒋渭水等人奔走下，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以林献堂为会长，成为台湾岛内第一个结合台湾知识菁英的社会团体，
更积极地在岛内推动议会设置请愿活动。1922年2月，台湾请愿代表再次出现东京街头，展开第二次
游行请愿。
总督府对于林献堂积极推动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感到不满，在第二次请愿运动之后，随即展开施压，
由台湾总督亲自出面召见林献堂等请愿干部，提出严重警告：“日本政府绝不容许设置台湾议会”，
同时透过台湾银行催讨林献堂向台银的贷款。
当时因经济不景气，谷价大跌，雾峰林家租收大减，又遭银行催讨贷款，林献堂倍感压力沉重，于是
声明退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且主张“台湾文化协会”以从事文化启蒙为主，勿涉入政治活动，
以免引起总督府的干涉与镇压。
林献堂退出请愿运动，引起台湾知识份子及东京台湾留学生的不满，在《台湾青年》撰文批评，
林献堂的声望一时受挫。
图：蒋渭水
林献堂退出后，并没有使议会请愿运动遭到挫折。蒋渭水等人更觉得需设立一专责机构，
来长期推动台湾议会设置运动，
于是与石焕长、蔡培火等人筹组“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以做为推动请愿运动的常设机构。
就在筹备完成，即将成立之际，总督府却依《治安警察法》，以危害社会公安为名，下令禁止成立这一社团。
1923年2月，请愿代表蒋渭水、蔡培火、陈逢源抵达东京，展开第三次请愿宣传活动，当时在千叶县学习飞行的台湾
第一位飞行员谢文达驾驶飞机从东京上空投下请愿宣传单，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注意，“岛民大举上京，要求台湾自治
并开设台湾议会”的斗大标题出现于报纸。
蒋渭水等人与东京的林呈禄、郑崧筠、蔡惠如会合讨论后，决定将在台
湾被禁止成立的“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改向东京早稻田警署申请，结果获准在东京成立。
蒋渭水等人返台后，利用文化协会演讲活动，积极招揽听众加入“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
总督府展开反制，鼓动亲日的士绅于1923年11月组织成立“公益会”，
以辜显荣为会长，林熊征为副会长，由“公益会”出面反对“台湾文化协会”及台
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但收效不大。
台湾总督府对于蒋渭水等人规避本岛法令，改在东京申请成立“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更感到愤懑，为压制“台
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终于在1923年12月16日采取行动，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名，展开全岛大逮捕，当天
被收押41人，包括蒋渭水、王敏川、蔡式谷、石焕长、林幼春、蔡惠如、赖和、、蔡培火、陈逢源等主要请愿运
动干部；林呈禄、郑松崧人在东京，未遭逮捕，但亦遭到起诉。由于涉案人数众多，社会气氛紧张，一时人心惶惶。
这一事件，史称“治警事件”。
图：治警事件受刑人出狱合影纪念
1924年8月18，一审判决，审理法官堀田真猿基于良知，将全部被告都判决无罪。
他在判决书中写道：
“我相信被告所说的话，是三百万台湾岛民向日本帝国所要说的。在尊重彼等人格，
并为日台人之间的融合起见，
非故意无视台湾的施政方针，盖以法规为根据而公平审理者也。”
检察官不服，提出上诉。最后判决结果，蒋渭水等13人被判有罪。蒋渭水判四个月徒到刑，
蔡惠如、林呈禄、石焕长、
林幼春、陈逢源各有期徒刑三个月，其余6人判罚金一百圆。
“治警事件”是1920年代台湾政治社会运动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这次件事，不但没有打击
台湾人的士气，反而激起同仇
敌慨的心理。六名请愿干部入狱时，名众夹道欢送，出狱时则大燃鞭炮相迎。
“治警事件”使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主要干部都涉案，这时原本已退出活动的林献堂
再次挺身而出，继续领导请愿活动
。1925年1月30日，林献堂、杨肇嘉、邱德金、叶荣钟等4人为请愿委员在东京提出第四次请愿。
同年7月，又提出第
五次请愿。总督府则动员“公益会”由辜显荣于6月份举行“有力者大会”（全岛有志者大会），
发表宣言，反对台湾议
会设置请愿运动，认为这只是一小部份不满台湾现状的人的妄为空想。林献堂等人则出面在
台北、台中、台南另外举行“全岛无力者大会”展开回击。
从1925年起，第六至八次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仍然每年举办连署，
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请愿书，虽然都遭到拒
绝的命运，但签署人数持续成长，在1926至1927年间，达到最高峰。此后，
因台湾知识菁英对于政治社会运动路线出
现分歧，导致“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就由盛而衰了。
1928年4月，第九次请愿时，台湾的议会请愿代表遭受东京地区左派台湾学生的抵制及阻挠，
左派知识菁英对于认为请愿运动是“哀愿叩头式的请愿方式”、
“无异是承认并加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绝不可能达成解放台湾的目的”。
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台湾的政治社会运动已明显地趋向两极，一
是激进的左派，由台湾共产党影响下，主张激进革命路线；另一是保守的右派，由林献堂领导下，主张温和的议
会改革路线。彼此势同水火，相互攻讦。属于中间派的蒋渭水批评激进左派是“小儿病”（轻率
躁进），保
守的右派得了“衰老症”（退缩妥协），呼吁彼此合作，喊出了1920年代台湾政治运动中最著名的一句经
典口号：“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
台湾左派知识菁英的激进路线，正逢日本兴起的极右派军国主义，因而遭到无情的镇压。1929年2月，
“台湾农民组合”
遭到“二一二大检举”，组织几乎瓦解。1931年2月18日，“台湾
民众党”通过新的党纲时，日警随即展开逮捕行动，遭到勒令解散的命运；6月，“台湾共产党”遭到日警破获，
领导干部或入狱或逃亡，左倾“新文协”亦名存实亡。
最后只剩下1930年7月成立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在林献堂领导下，
仍持续进行温和的议会设置请愿活动。然而在“九一八事变”（1931年）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气焰日炽，政治气氛趋于严厉。
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已事不可为，1934年2月6日第十五次请愿结束之后，同年9月，林献堂发表《请愿运动停止声明书》，
持续14年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至此正式划下了句点。
日期：2008.04.21【推荐本文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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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后来创刊《台湾青年月刊》，成为《台湾民报》的前身，
详见第0551篇旅记－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唯一的言论机关－《台湾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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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台湾留学生欢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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