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的自然人文旅记(0551)

[历史回想].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唯一的言论机关-《台湾民报》

Tony的自然人文旅记  

◎前言
农历年前,向女儿借高中历史课本一读,关于台湾史的部份,已陆续整理出“日治时期”及 “清领时期”的课文,发表为文章。其中, 关于“日治时期”(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人的政治社会运动,课文介绍相当简略, 颇觉得意犹未尽。因此,我对于课本所提及的历史内容更深入地延伸阅读,并陆续整理资料,打算逐一发表成为旅记。对我来说, 写文章的过程是对于阅读效果的一种验收,以验证示自己是否对于这些史实的来龙去脉有清楚的认识与了解。同时, “独‘阅’乐,不若众‘阅’乐”,亦将这份阅读心得分享给对历史兴趣的读者朋友们。

这一系列的文章,暂且称之为《台湾历史回想》系列。这一篇先介绍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所创立的独立言论机关-《台湾民报》。 这份报纸对于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启蒙,促进台湾民众的政治觉醒,推展政治社会运动,发挥了领导的作用及影响力。让我们穿越 时光隧道,回顾它的发展历史。


图:“台湾新民会”成员合影。第二排左起林呈禄(左2)、蔡惠如(左4)、林献堂(左5)

《台湾民报》的创立,可以追溯至1910年代中期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所创办的杂志。1915年,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成立 了一个同乡会,称做“高砂青年会”,后来改名为“东京台湾青年会”。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自决”、民主思潮及社会主义思想澎湃,留日的台湾学生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 开始关心台湾身为殖民地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

1918年,林献堂召集了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包括林呈禄、蔡式谷、蔡培火、石焕长、彭华英、黄朝琴、陈炘、吴三连等20 余人,创立“启发会”,以废除殖民体制的《六三法》做起, 展开对台湾留学生的政治启蒙运动,以积极关心殖民地台湾的命运。

后来,在蔡惠如的奔走下,1920年1月,“启发会”扩大为“台湾新民会”,以林献堂为会长,蔡惠如为副会长,以更积极的行动, 以推展台湾的政治改革及启发岛民的思想为目标。“新民会”成立之时,即提议创办一份机关杂志,以宣传“新民会”的主张。

然而,当时留日学生,多无收入,阮囊羞涩,因此苦无经费筹办杂志。后来,蔡惠如离开东京前赴北京时, 许多留学生在车站送行,临行前,正处于事业经济拮据的蔡惠如却拿出一千五百圆钞票交给林呈禄,做为创办 杂志经费。

图:《台湾青年》杂志

林呈禄等人收到这笔捐款,感动之余,开始积极筹画,并向当时岛内台湾富商募款,总计募得 辜显荣三千圆、林献堂一千圆、林熊征一千圆、颜云年一千圆等,于是由林呈禄、彭华英、蔡培火三人 负责设立“台湾青年杂志社”。

1920 年7月16日,《台湾青年》杂志在东京创刊发行,蔡培火担任编辑兼发行人,杂志以在东京留学的台湾学 生为对象。创刊时,台湾首任文人总督田健治郎还为刊物题字“金声玉振”,以表示对于台湾留学生推行文化启 蒙运动表示理解及祝贺之意。

《台湾青年》采月刊发行,中文54页,日文62页,售价4角,从1920年7月16日创刊,至1922年2月5日止, 共发行18期。最初一、二期言论温和,而第三期起,内容渐涉及批评台湾总督府的施政政策,再加上刊 物运回台湾后,受到“总督府医学校”及“台北师范学校”这些高等学府内台湾学生的欢迎,争相传阅。 总督府对这份杂志态度转变,开始采取严密审查与镇压的政策。《台湾青年》发行的18期杂志中, 就有4期被总督府认为内容不妥而遭到查 禁的命运注1

《台湾青年》创刊一年半后,主要参与编辑的人员,如蔡培火、林呈禄等人已陆续自学校毕业, 须考虑个人未来就业及经济问题,而《台湾青年》杂志的经营一直仰赖岛内的捐款支援而得以持续,因此一度面临是否停刊 的问题。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募集资金,筹组公司,使杂志得以长远经营;并同时决定自1922年4月1日起, 将《台湾青年》,更名为《台湾》杂志,强调这份杂志不仅是属于年轻人的刊物,以扩大影响的层面。

图:《台湾》杂志

改名后的《台湾》杂志,改由林呈禄担任编辑兼发行人,并任命蔡培火为台湾分社主任,返回台湾负责 募集资金,后来募足二万五千圆资本,在台北成立“台湾杂志社株式会社”。以林幼春董事长,林呈禄常务董事, 林献堂担任顾问。

《台湾》杂志,从1922年4月至1924年6月,两年多的期间,共发行19期。这段期间,正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及 “台湾文化协会”正活跃的时期,因此《台湾》杂志 介绍了许多关于民族自决运动的理论及实务,以支持论这些政治社会运动,因此被总督府认定是一份“危险刊物”, 给予严密监控,不妥的言论,即遭撕毁涂销才准运入台湾销售或遭到直接查禁的命运。

《台湾》杂志的文章多以文言文为主,因此大流传及阅读以知识菁英为主,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并不容易理解其内容。当时, 受到中国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推动使用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台湾》杂志也出现黄朝琴 的《汉文改革论》及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开始鼓吹使用白话文。

为了让岛内不懂日文的台湾百姓容易吸收新知,以达到文化启蒙的目的,在林呈禄、蔡惠如、黄呈聪、黄朝琴等人策划下, “台湾杂志社”除了《台湾》杂志之外,计划发行另一本以白话中文为主的《台湾民报》。

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刊,采半月刊,运回台湾销售。同年9月1日,发生东京大地震,《民报》被迫停刊, 10月15日复刊后,改为旬刊(每十天出版一期),同时将《台湾》杂志的日文版移入《台湾民报》, 版面配置,中文占三分之二,日文占三分之一。

图:《台湾民报》

《台湾民报》创刊之初,在东京能写流利白话中文的台湾留学生并不多,编辑阵容并不坚强,当时主 要的撰稿人,在东京是林呈禄、黄呈聪、黄朝琴、王敏川、黄周、蔡炳耀、王钟麟等人,在台湾则 是林幼春、陈逢源、蔡惠如、蒋渭水等人。 改为旬刊之后,每个月发行三期,刊物分量增加, 陆续吸引更多的知识菁英提供稿源。

白话文为主的《台湾民报》也成为台湾新文学的重要基地。定居于北京的台湾作家张我军是第一个将“五四运动” 之后的中国新文学介绍到台湾的人,也因此在台湾掀起新旧文学的激烈论战。 一些支持新文学的作家,如赖和、张我军、杨云萍等,也以《台湾民报》 为创作舞台,不时发表文学新作,并与旧文学的作家进行论战。

1925年7月12日起,《台湾民报》扩大发行,由旬刊改为周刊,规模日益扩大,同年8月26日,发行 《创立五周年及一万份突破》临时特刊。这时,《民报》虽然在东京发行,却克服了发行的不便 及总督府的严密检查,发刊份数突破一万份,比起当时在台湾发行已久的主要日系报纸, 如《台湾日日新报》一万八千份、《台南新报》一万五千份,可看出《民报》受欢迎的程度。 同年9月,“台湾杂志社株式会社”改名为“台湾民报株式会社”。

1926、1927年之间,台湾最主要的社会团体“台湾文化协会”内部出现路线之争, 彼此进行激烈的理论辩论,右派林献堂、蔡培火主张民族主义,中间派的蒋渭水,以及左派连温卿、王敏川主张 社会主义,各自在《台湾民报》发表议论,展开激烈辩论,这段期间也是《民报》言论最活跃奔腾的一个时期。

从《台湾青年》、《台湾》杂志直到《台湾民报》,都是以东京为发行基地,出刊后,再运回台湾销售,过程费时 费钱,因此将《台湾民报》迁入台湾发行,已成为必然的趋势。《民报》创立之初,即有这个提议,然而台湾总督 府对于这一个台湾人所创立的言论机关颇怀戒心,对于《民报》申请迁回台湾发行,迟迟不愿发给同意书。 这一申请案延宕至1927年7月16日,台湾总督上山满之才核准《台湾民报》在本地发行。

1928年8月1日,《台湾民报》正式在台发行。迁回台湾的《台湾民报》,发行规模日益扩展;这时 ,将《台湾民报》进一步发展成为日刊,已成为《民报》同仁共同努力的目标。

1928年,由美国留学归来的罗万伡加入《民报》之后,积极展开筹划工作。发行日刊不仅涉及总督府 是否容许的问题,也涉及庞大的资金及人材。发行日报,更急需培植记者人材,当时《台湾民报》唯一具有记者背景 的只有吴三连,他曾任职于大阪每日新闻担任记者。

图:《台湾新民报》

1929年1月13日,在蔡培火努力下,募集了三十万圆资本,成立了“株式会社台湾新民报社”,推选林献堂为首 任董事长,罗万伡担任当务董事。1930年3月2日,“台湾民报社”与“台湾新民报社”正式合并, 从3月29日起,《台湾民报》改名为《台湾新民报》,由于总督府不核准发行日刊,因此仍采周刊发行。 直到1931年1月9日,才终于收到总督府核准日刊发行的同意书。

1932年4月15日,《台湾新民报》正式发行日刊第一号,由林呈禄担任主笔兼编辑局局长。1934年1月19日, 获准发行晚报,《台湾新民报》成为拥有日报及晚报的台湾媒体。

至1937年,《台湾新民报》日刊的报份突破五万份,与当时日系最大报《台湾日日新报》的发行 量齐鼓相当。然而广告营收却只有《台湾日日新报》的三分之一。这是由于岛内的商业广告较少, 财团大多属于日系企业,多偏爱选择日系媒体刊登广告,因此《台湾新民报》的经营环境颇为艰辛。

而在报纸内容方面,从1931年日本关东军出兵占领中国东三省,军部势力抬头之后,台湾亦改为军人担任总督, 进行“南进政策”;此一时期,“台湾文化协会”、“农民组合”、“台湾民众党”、 “台湾共产党”等政治社会团体都因遭到查禁镇压 而沉寂,《台湾新民报》的言论空间日愈缩小,已不如《台湾民报》时期。

1937年时,中日关系日益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总督府积极推动“皇民化运动”;4月1日起, 宣布废止日系三大报《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台湾新闻》的汉文版,《台湾新民报》以台湾人读者 占大多数为理由,延期至6月1日起亦被迫废止汉文版。

图:“皇民化运动”,各地成立“皇民奉公会”,举办讲习活动

“芦沟桥事件”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台湾新民报》处境日益艰辛,已难以站在台湾人的立场 发声。1930年,《新民报》东京分社社长吴三连以言论反对总督府的战时粮政政策,总督府威胁将《新民报》停刊, 迫使《新民报》将吴三连解职。

1941年2月11 日,《台湾新民报》被迫改名为《兴南新闻》,藉以表明支持日本南进政策,冀求免于总督府 计划将报纸合并整顿的政策。改名的《兴南新闻》,只是苟延残存而已。

太平战争爆发后,日本战局愈趋不利,1944年3月26日,台湾总督府强迫全台六家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日报》 (原台南新报)、《台湾新闻》、《兴南新闻》、《高雄新报》、《东台湾新报》合并为一家, 改称《台湾新报》。至此,《兴南新闻》走入了历史。

回顾自1920年创刊的《台湾青年》起,历经《台湾》杂志、《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至《兴南新闻》 于1944年3月27月发出最后一期的停刊声明,总计25个年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做为台湾人民的言论机构。 其中以《台湾民报》发行期间最为活跃,对于社会文化的启蒙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期:2008.02.27【推荐本文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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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籍】
叶荣钟着,《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晨星出版。
杨肇嘉着,《杨肇嘉回忆录》,三民出版。
黄富三着,《林献堂传》,国史馆出版。
史明着,《台湾人四百年史》,蓬岛文化公司出版。
施懿琳、中岛利郎、下村作次郎、黄英哲、黄武忠、应凤凰、彭瑞金合着,《台湾文学百年显影》,玉山社出版。

注1:《台湾青年》发行第一卷5期 、第二卷5期、第三卷6期、第四卷2期,共18期,其中一卷4期、二卷3期、三卷6期、四卷2期遭到查禁。


《台湾民报》的几位成员-(左起)蒋渭水、蔡培火、蔡式谷、陈逢源、林呈禄、黄呈聪、黄朝琴、蔡惠如。


《台湾民报》总批发处,位于太平町(延平北路二段)蒋渭水设立的“文化公司”(大安医院旁)。

《台湾民报》新竹批发处,欢迎台湾文化协会演讲团。布条写着《民报》的口号-“台湾人唯一之言论机关”。

《台湾民报》的竞争对手-日系的《台湾日日新报》总部,位于荣町(衡阳路),即中山堂旁的力霸百货原址。 《台湾日日新报》为日据时代规模最大的报纸,1944年,与其它五家报纸合并为《台湾新报》。战后,《台湾新报》 被国民政府接收,改名为《台湾新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