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715)
[歷史回想] ．甘治士牧師的《福爾摩沙簡報》
|
◎前言
最近天氣酷熱，登山意興闌珊，大多躲在家裡避暑，閱讀及整理一些台灣文史資料。 兩年前，我曾撰寫過「三百年前臺灣西部大旅行－讀《裨海紀遊》」及「四百年前臺灣初體驗－讀 《東番記》雜感」兩篇旅記。郁永河的《裨海紀遊》被譽為是台灣第一本遊記文學，而陳第的《東番記》則是記錄台灣原住民生活文化最早的歷史文獻。 1627年來台的荷藉傳教士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所寫的《福爾摩沙簡報》則是第一位外國人所撰寫的關於台灣原住民的記錄。甘治士定居於台南附近的新港社，向西拉雅族人傳教16個月， 深入觀察了台灣平埔族的生活及文化。事後，他寫了一本《福爾摩沙簡報》，呈現給荷蘭東印度公司， 後來成為歐洲人認識台灣所倚重的參考資料。我簡要整理了這段歷史成為一篇旅記，以分享給有興趣的讀者。
圖：澎湖至大員的海圖（歐洲人所繪的台灣古地圖）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年），明朝將領沈有容率艦渡過台灣海峽，追剿倭寇， 抵達了東番島（台灣），在大員（臺南）附近登陸，擊潰了逃至這裡的海盜。 當時隨沈有容出軍的幕僚陳第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了台南附近的台灣原住民（西拉雅族）。 事後，他撰寫了《東番記》一文，成為記錄台灣原住民最早的歷史文獻。 明朝軍隊追剿海盜，完成任務後，便航返福建，對於台灣這塊土地，並無長期佔領或經營的企圖。20年後， 荷蘭人的軍艦在澎湖登陸，修築堡壘，打算長久經營，以做為對日貿易的中繼點。此舉引起明朝政府的強烈反彈， 認為荷蘭人侵犯了中國的領土，於是實施海禁，並出動戰艦包圍澎湖，登陸作戰，與荷軍展開激烈作戰。 這場戰役持續了七個多月，明軍打得辛苦，荷軍守得辛苦，彼此都感到痛苦，於是展開和平談判。 明朝提出和議條件，只要荷軍願意退出澎湖，中國則默許荷軍取得台灣。於是雙方達成協議。1624年， 荷蘭軍隊退出澎湖，轉往台灣，從大員（台南附近）登陸，正式展開對台灣的統治。 從今日的眼光來看，明朝政府提出這種和談條件，令人不可思議，竟用台灣大島換取澎湖小島。 而就當時的歷史時空背景而言，這樣的和談條件並非荒謬。對中國來說，東番（台灣）是番人與海盜盤據的化外， 而澎湖自中國元朝就已設巡檢司，是中國固有的領土，自不能允許外國勢力侵入。
圖：17世紀時，大員附近熱蘭遮城的海灣景象 荷蘭統治台灣之後的第三年，1627年5月，甘治士奉派來台，成為第一位來台傳教的荷蘭籍牧師。 甘治士（或譯為「干治士」、「康第丟斯」），1597年出生於德國，後來隨父母移民荷蘭，萊頓大學畢業後， 1621年進入神學院就讀。畢業後，通過考試，成為阿姆斯特丹中會牧師。 後來，甘治士進入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任職，隨著船隊前往東南亞。 甘治士的教會屬新教（基督教），他的志向是向亞洲的異教徒傳播基督教的福音，所以選擇加入荷蘭東印度公司，前往海外。 不過，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聘用傳教士的目的，旨在提供所屬員工及水手們在異鄉土地的宗教需求及藉慰， 並不支持傳教士向異國人民傳教，以免發生宗教衝突或困擾，而妨礙彼此貿易。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一些島嶼部落進行貿易往來時，有時雙方簽定合約，條文還包括了禁止向當地土著傳教。 甘治士對公司的政策大表不滿，認為公司背棄基督教的理想，常與主管發生衝突，最後他被調離摩鹿加群島（Maluku Islands）， 回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雅加達）總部。在當地，甘治士仍試圖向當地的土著傳教，卻飽受挫折， 因當地土著信仰伊斯蘭教已久，無法接受基督教，使得他抑鬱不得志。
圖：福爾摩沙人（歐洲刊行的書報，根據甘治士的描述所畫出來的台灣原住民圖像） 荷蘭人統治台灣，讓甘治士終於得到了一個實現抱負理想的機會。 1627年5月，甘治士來到台灣， 他很快就發現，福爾摩沙的原住民並不是伊斯蘭教徒，他們文化落後，沒有文字，沒有宗教典籍。這讓甘治士大感振奮，認為在這裡可以有一番作為。
他寫道： 甘治士不顧公司的警告，搬入西拉雅族新港社的部落裡居住，以學習當地語言，並進行傳教。 他以新港社為中心，並觸及鄰近的麻豆、蕭壟、目加溜灣、大目降、 帝福鹿港（Tifulukan）、大奧班（Teojpan）、大武壟（Tefurang）等部落。 顯然的，甘治士喜愛這塊土地。他盛讚福爾摩沙的人民友善、有自信、脾氣好，對陌生人友好， 會主動的給予食物和飲料。 甘治士所接觸到的台灣原住民，主要是台南附近的平埔族西拉雅族人。他形容西拉雅人，男人都身材高大， 體格粗壯，像是個巨人。而膚色則介於黑與棕之間，外貌像印度人，但沒東非的黑人那麼黝黑。 夏天時，男人幾乎全裸，而沒有任何羞恥感。婦女則身材矮小、胖壯，膚色棕黃，有穿一些衣服， 每天洗溫水澡兩次。若有男人經過看她們時，她們會視而不見。 甘治士對於西拉雅族的婚姻觀察，與當年陳第的觀察大致相同。當一個年輕男子愛上一個年輕女子時， 先請他的母親、姊妹或其它女性朋友，攜帶禮物到女子家裡求親。女方父母若同意，就將禮物收下。 不必再有其它的結婚儀式，當天晚上新郎就可以到女子家過夜。 甘治士也觀察到，台灣的土地肥沃，收成可養活十萬人也沒問題。但西拉雅族人耕作不超過所需， 只要每年收成足夠需要即感到滿足。婦女們負擔大部分耕種，這裡沒有使用馬、牛和犁，只使用簡單的鋤具， 因此婦女工作極為辛苦。婦女們趁農閒時，會坐著舢板出去捕捉魚蝦或採集牡蠣， 以做為輔助的糧食來源。西拉雅族人用鹽將魚醃起來，以便長期保存。
圖：17世紀歐洲書刊裡的福爾摩沙人插畫圖 至於西拉雅人的喪葬文化，甘治士提到說，當西拉雅人死亡之後，族人並不埋葬死者， 也不會焚燒屍體，而是舉喪禮儀式。婦女們喝著酒，來到死者家裏跳舞，以祭拜死者。 接著，他們將死者屍體烘乾，存放數日，再用蓆子包裏屍體，放置三年後， 再將屍骨埋在房裡的地下。 西拉雅族的政治及社會運作方式，甘治士筆下所形容的，幾乎像是古希臘民主生活的翻版。 他說，台灣原住民的部落並沒有共同的首領來實行統治，各村之間彼此獨立，人民也沒有階級之分。 每個村落設有評議會，由12位年約四十歲有名望的人出任，任期兩年。任期期滿，再選出其它同年齡的族人出任。 部落的議員，並沒有掌握實權，村民亦不需服從他們的命令。當部落遇到問題時，評議會先召開會議， 達成共識，然後召集村民到公廨（公共集會場），向村民解釋問題及提出建議，正反意見都可以獲得充分討論。 甘治士很稱讚西拉雅族的民主運作方式，他說，議員們的提案，村民可以接受或拒絕， 沒有任何的政治壓迫，每個人都可獨立的思考。 這樣的觀察是否完全符合實情呢？其中不無疑義，顯然帶有個人主觀及理想化的色彩。 甘治士也提到，由於各部落之間並沒有統一的首領，彼此語言也不同，因此部落之間經常衝突， 西拉雅族人獵獲敵人首級凱旋歸來，部落會殺豬祭神，舉行盛大宴會，大肆的慶祝，宴會持續14天之久。
圖：古荷蘭語和新港語（右）並列的馬太福音（約1650年）
雖然西拉雅族本身也有一些傳統的巫靈信仰，不過甘治士的傳教工作頗有進展，特別是他居住的新港社成效最佳。
1628年底，甘治士寫給巴達維亞的報告書提及： 甘治士為了便於傳教，他以羅馬拼音創造新港文字，並向其他原住民部落推廣。後來的傳教士繼續加以沿用並發揚光大， 而使台灣原住民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文字，用羅馬拼昔及拉丁字母，書寫自己的語言。 這一文字，被後來的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命名為「新港文書」（Sinkan Manuscripts）。 荷蘭人結束在台統治之後，新港文書仍然被平埔族人持續使用長達一百五十年之久。後來一些漢人與原住民簽定的土地契約（俗稱「番仔契」）， 仍可看見以漢文、新港文並列。一直到19世紀初，清廷下令禁止使用新港文後，新港文書才因此而失傳。而平埔族人也因完全漢化而幾近消失。 甘治士在台的傳教逐漸受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重視。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長官也認同基督教的傳播有助於其在台的統治， 而給予行政支持。1630年12月，新港社的教堂落成啟用。這一年，新港社原住民集體宣誓信仰基督教。
甘治士後來在《福爾摩沙簡報》裡滿懷希望且樂觀的寫道：
圖：166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台灣長官揆一（Frederik Coyett）向鄭成功投降 甘治士的期待與願望最終並沒有實現。 1661年，鄭成功的船艦進入了鹿耳門， 攻下普羅文遮城（今赤崁樓），包圍了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 次年二月，荷軍豎旗投降，結束了荷蘭人在台灣38年的統治。鄭荷兩軍對峙期間，部份荷蘭傳教士還遭到鄭軍的殺戮。 投降後，返抵巴達維亞總部的荷蘭末代台灣長官揆一則遭到逮捕， 被荷蘭政府判處死刑，在印尼小島被監禁了12年後，才獲得政府的特赦，返回荷蘭。 隨著荷蘭人退出台灣，明鄭政權禁止外教，基督教在台灣的傳播完全停頓。直到1865年英國的馬雅各（James L. Maxwell）醫生來台傳教， 基督教在台灣的流傳足足中斷了長達兩百年之久。 倘若當時荷蘭人繼續統治台灣，今天的台灣極可能是一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社會，就如同鄰國菲律賓一樣。 菲律賓曾受西班牙長期統治，而成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國家，台灣則很可能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 這只是歷史的想像而已，它實際並未發生。 1602年，甘治士還只是五歲的孩童，當時已六十二歲的陳第踏上了台灣的土地，寫下了《東番記》。1627年， 三十歲的的甘治士來到了台灣，成為第一位來台的傳教士，因緣際會的寫出了《福爾摩沙簡報》。 這時的台灣已成為荷蘭的殖民地。 七十年後，1697年，郁永河來台採硫，寫出了一本《裨海紀遊》。當時，明鄭政權已滅亡十幾年了， 台灣成為大清帝國的領土，設台灣府，隸屬於福建省。
旅記日期：2009.07.14
【後記】
契約書上仍可看見新港文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