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
◎台湾开港通商
1860年以前，英、美的船舶已频频造访台湾，主要是想获得台湾的樟脑， 而当时台湾尚未开放对外通商，英美商人只能进行非法的走私交易。直到1850年代， 清廷在两次的英法联军之役中战败，与英法签定《天津条约》（1858）、 《北京条约》（1860），将台湾的安平与淡水港开放为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来台从事贸易。 随后，又增列鸡笼（基隆）与打狗（高雄）两个港口。

由于开放通商，清廷由总税务司派员来台，在淡水及安平设置关税务司， 负责海关事务。外国人获准进入台湾开设公司，称作“洋行”， 当时来台的洋行，较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德记洋行”等。

洋行由于不熟悉台湾本地的文化及语言，因此多透过雇用华人（称为“买办”）来协助其当地进行商务活动。这些 熟悉外国语言与本地民情的华人买办，有效成为外国商人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沟通媒介。而他们学习到洋人的商业经 营方法，也跟着崛起，自行开创事业，而成为的新兴实业家。

外商洋行进入台湾，促成台湾出口贸易趋向繁荣，特 别是樟脑与茶叶， 促使北台湾山地的加速开发，影响所及， 促使清廷更积极推动“开山抚番”的政策。

通商之后，外国传教士也纷纷来台传教。最知名的有马雅各（James L. Maxwell）在台湾 南部、马偕在北台 湾传教。为了便于传教，传教士也致力于行医与推展教育，将西方现代知识介绍到台湾来。

图：鹅銮鼻灯塔（光绪9年启用）

◎西方势力引起的纠纷与冲突

在台湾未对外开放以前，台湾因位于东亚航线必经之地，就曾经多次发生国际纠纷事件。例如， 从道光30年（1850）至清末，台湾附近海域有近90艘外国船舶失事，船难幸存者踏上台湾的土地，有时遭遇劫杀， 引起外国政府的关切。台湾开放通商后，也发生过几起较重大的涉外事件。

罗妹号事件：同治6年（1867年），一艘美国商船“罗妹号”（the Rover）在屏东琅峤（恒春） 外海触礁沉没，部份船员登陆获救，却遭到当地原住民杀害。美国驻厦门领事李让礼（Charles W. LeGendre， 一称李仙得），与福建官方交涉，清廷却答以“生番之地不隶中国版图，难用兵究办”。于是美国舰艇炮击琅峤 原住民部落，并派陆战队登陆，却无功而返。后来，李让礼亲自到台湾琅峤，与原位民头目卓杞笃（Tauketok）谈判， 达成协议，并获得台湾总兵的认可，同意未来将保障船难者的安全。在这期间，外国政府强烈建议台湾官府应兴建灯塔， 提供间夜导引，以保障航海安全。在晚清时期，最早建成的灯塔是澎湖的西屿灯塔，恒春的鹅銮鼻灯塔也于 光绪9年（1883）完工启用。

樟脑纷争：台湾开放通商初期，樟脑为出口大宗，被英国商人垄断。同治2年（1863），清廷下令樟脑收归官办， 引起外商不满，多私下透过本地商人进行走私交易。同治7年（1868），有一位名为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的英商，走私樟脑，被官府逮到，而全数没收，双方发生冲突。这时其他外国洋行也透过各国驻台领事向中国官员施压， 请求本国政府派兵协助。同治7年（1868）10月，英舰抵达安平，派兵强行登陆，击败清军，占领安平市街。清廷只好让步， 同意撤销樟脑官办及赔偿英商的损失。

宝顺洋行租屋事件：同治7年，英商宝顺洋行（Dodd & Co.）在台北艋舺（万华）租屋作为店面，不料屋主的 亲属不许洋行人员进驻，双方爆发流血冲突，后来在外国领事介入处理才平息此事。这一冲突事件反映出台湾开放之初，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彼此欠缺了解，因此造成一些误解而导致冲突。在同治年间，外国传教士抵台传教，也遇 过不少类似的冲突，官方称作“教案”。1870年代以后，冲突的案例已逐渐减少。

大南澳事件：同治年间（1862－1874），德国商人美利士（James Milisch）伙同英国商人荷恩等人，在宜兰南澳 附近的大南澳建立堡垒，展开屯垦。然后逐步扩大基地，伐山煮脑，添雇兵勇，以殖民统治者自居。清廷得知此事， 劝阻无效后，透过外交交涉，向英、德提出抗议。英国领事虽然同意将荷恩撤出南澳，却迟未行动，同时声称大南澳为生番 居住地，不属于中国领土。后来，荷恩遭遇船难溺毙，屯垦行动后继无人，大南澳事件才告落幕。

图：牡丹社事件－石门古战场

◎牡丹社事件与清法战争

清朝统治台湾以来（1683年），虽然“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但都属于内部民变，从未遭遇外患入侵。 鸦片战争（1840－1842）期间，英舰曾进犯基隆，但触礁搁浅，造成多名官兵被清兵俘掳。 从台湾通商开放以后，至割台之前，则被卷入两场战争。一为“牡丹社事件”，一为“清法战争”。

牡丹社事件：同治10年（1871）12月，一批琉球宫古岛渔民在台湾附近海域遭遇船难，船只漂流至屏东八 瑶湾，琉球渔民登陆求救，却遭到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原住民杀害。部份幸存者后来由清廷官方送返琉球。日本政府 向清廷抗议并究责，清廷却以生番化外之地，并非清廷管辖，敷衍应付。于是日本于同治13年（1874）擅自出兵， 攻打牡丹社原住民，并在当地驻兵，打算长期占领。清廷得知讯息，才急忙应付，最后在英国斡旋下，赔款五十万两， 日本才撤兵，退出台湾。

清法战争：清法战争肇因于两国因安南（越南）问题而发生冲突，战火波及台湾。光绪10年（1884），法舰 在孤拔的统帅下，分别攻打基隆、淡水两港；后来法军占领基隆，与清兵相持数月；次年，法军又攻占澎湖。最后清法两国议和， 法军才撤出基隆、澎湖，而孤拔则在撤军之前，病殁于澎湖。当年法军来袭，台湾人称为“西仔反”，有强烈抗敌的决心，淡 水一役，清军及台湾兵勇成功击退入侵的法兵（注1）。

牡丹社事件纪念碑（立于日治时代）。	恒春城。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桢所建。

图：台南“亿载金城”炮台

◎开山抚番与行政改革

“牡丹社事件”，日本入侵台湾，终于使清廷体认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注重台湾的重要性。同治13年（1874年）， 清廷任命沈葆桢 为钦差大臣，赶赴来台处理善后。沈葆桢来台，立即加强台湾防务，在安平建造“亿载金城”炮台以保障府城安全。

事件结束后，沈葆桢考察台湾局势，建议几项重要措施，以强化台湾的建设：

开山抚番：鉴于牡丹社事件发生之初，清廷以生番不隶属于大清帝国，给予日本擅自出兵的藉口。枕葆桢提出 “开山抚番”的政策，将全岛原住民都归于清朝的统治。为了开山抚番，他派遣官兵开辟了三条山区道路，一条在南台湾， 相当于今日的南回公路；一条在中台湾，就是现在所谓的“八通关古道”；另一条道路北起苏澳，南抵花莲，是现 在“苏花公路”的前身。

图：沈葆桢

调整行政区域：新设“台北府”，辖新竹县、淡水县、宜兰县（原噶玛兰厅） 及基隆厅；南部的“台湾府”则增设恒春县，设县城于琅峤（今恒春）。

解除不合时宜的禁令：在沈葆桢建议下，清廷取消了过去种种不合理的政策，例如：（一）取消渡台禁令， 且鼓励大陆人民自由来台，且可以携眷。（二）取消入山禁令，在不影响原住民权益的情况下，准许一般人民入山 樵采及开发山林。（三）取消贩铁禁令。原本为防内乱，清廷只准全台设立27家铁店，至此解除禁令，使人民得以自 由贩铁。

次年，沈葆桢返回大陆。随后，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推行一些新政，继续开山抚番，同时鼓励大陆移民来台。 在丁日昌任内，架设了台南到高雄的电报线。丁日昌在台时间不长，新政成效有限。清末台湾大规模的近代化新政 则是在刘铭传主政时才开始大力推展。

图：狮球岭隧道

◎刘铭传的近代化建设

光绪10年（1884），清法战争爆发后，刘铭传奉令来台统筹战事；战后，台湾建省，刘铭传被任命为首任台湾巡抚，开始经营 台湾。刘铭传任内，再次调整台湾的行政区域，将全省设三个府，并增加县厅。其主要的施政内容有：

防备及练兵：清法战争后，刘铭传积极加强台湾的防备能力，包括设立军械所、机器局、火药局、水雷局； 并在基隆、淡水等港口增筑炮台，购入新式大炮，并组织团练兵勇及改良地 方保甲制度，以因应外国势力的挑战。

抚番：光绪12年（1886），设立“抚垦局”，以处理原住民事务及进行山地拓垦。并设立“番学堂”，以教育原住民儿童。 刘铭传以剿抚并用的方式，将部份山地原住民纳入清廷的统治。

清赋：刘铭传全面进行清查土地，以增加课税的基础，并改革税制，实施“减四留六”法；“小租户”将原先应 给“大租户”的田租，只缴60%交给大租户，而扣下40%（代为扣缴），缴给政府，废除大租户纳赋义务，而使小租户成 实际的纳税者。这一改革使政府较容易收到田赋。刘铭传清查土地，查出大量可课税的土地，又改革了税赋，使省府税收大幅 增加，做为推动近代化建设的资源。

图：台北城电灯启用（1889年）

当时，刘铭传致力于各种近代化的新建设。内容包括：（一）开采基隆煤矿，不过因管理不善，发生亏损， 实际成效不佳。（二）购置轮船，发展台湾与福建的航运，并延伸至新加坡、西贡与吕宋。（三）铺设淡水至福州的 海底电缆线及台北至台南的电报线。（四）修筑铁路：在任内完成台北至基隆的铁路，并由继任的巡抚邵友濂完成 至新竹的铁路。（五）建立现代邮政制度，以取代清朝传统传递公文的方式。（六）开办西学堂，请外国人来教授外 语及史地、算术等课程，以引入西方现代知识。（七）建设台北城，包括铺设道路、引进人力车及马车，并建立一座 小型发电厂，在城内重要的地段装设电灯等。

1891年，刘铭传因新政受到批评及财政负担等问题，加上朝廷不支持，于是黯然去职。随后离开台湾，台湾近代化的建设或中止， 或缩小规模。由于新政实施的时间仅短短几年，刘铭传所完成的近代化成效相当有限。然而，他开风气之先，可说是台湾近代化的 领航者。

图：淡水港

◎台湾南北地位的转变

台湾未开放对外通商以前，稻米与蔗糖是出口的大宗，以国内贸易为主，经济的重心在台湾南部。 台湾府的府治设于台南市。因此台湾的政治及经济中心都在台湾南部。

1860年以后，台湾开放开埠，贸易的对象扩大，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成为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 当时外国对台湾樟脑的需求量极大，而樟脑主要生产于台湾中、北部山区，因此加速北台湾的开发。

茶叶更是继樟脑之后，成为台湾开港后重要的出口产品。台湾早期生产的茶叶品质欠佳，较少出口， 也没有大规模种植。开港后，英国商人陶德（John Dodd）于同治5年（1886）从福建安溪引进茶树， 在台北木栅一带试种，又投资制茶厂，成功改良台湾的茶叶，并命名为“乌龙茶”（Oolong-tea）；三年后，开始外销， 受到国际市场欢迎，带动台湾茶叶外销的荣景。直到清末时，台北盆地及桃园、新竹的山地丘陵遍植茶树， 北台湾的经济更趋繁荣（注2）。

台湾开港之后，茶叶、樟脑与稻米成为台湾三大出口品，而前两者的产地都以北台湾为主，使得台湾的经济 重心北移，淡水取代安平港，成为台湾最大的国际港。台湾建省之时，原本刘铭传选定设省府于台中， 最后落脚于台北城，其背后亦反映出北台湾经济实力的崛起，台湾的政治中心终于亦随之而由南而北移。

图：刘铭传

◎马关条约与割让台湾

光绪20年（1894年），中国与日本因朝鲜问题而爆发“甲午战争”。清廷担心日本趁机入侵台湾， 因此以唐景崧出任台湾巡抚，镇守北台湾；以刘永福为总兵，防御南台湾。

清廷的陆军在朝鲜战败，日军长驱直入辽东；而北洋舰队则在黄海被日本舰队击败，清廷只好向日本求和。 1895年4月7日，清廷特使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下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 澎湖及附属岛屿，全部割让给日本。清朝统治台湾二百一十二年，最后的二十年，锐意经营台湾， 奠下台湾近代化的初步基础，至此拱手让人（注3）。
（“清领时期”全文结束。...前往：“日治时期”）

日期：2008.02.14

清法战争后，刘铭传重新建造的二沙湾炮台（摄于日治时代）。

注1：清法战争的相关旅记，请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