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
◎社会阶层的顶层－地主、郊商与士绅
从乾隆时代开始，地主、郊商与士绅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的顶层阶级，在地方上具有名望及影响力。
由于台湾是个移垦社会，土地的开发，涉及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所以主持拓垦事物的垦首（大地主）自然成为地方 重要的领导人物。而郊商是掌控台湾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阶层，经商致富的巨贾，也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此外，经由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士绅，则享有传统的社会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地方领袖。 清廷从领台之初的康熙25年（1686年），就在台湾实施科举考试，优秀的台湾子弟可前往福建参加 乡试。而由于台湾处于早期的移垦社会，民俗尚武，文教不兴，学生素质不如内地学生，为此 清廷还特别提供保障名额（注1）。
即使如此，早期台湾人民对科举并不热衷。一直到道光3年（1823），台湾才出现了第一位进士， 是新竹人郑用锡。
总计清朝统治期间，台湾人共有38人考中进士，320人考中举人。大部份都是出现于19世纪。19世纪中叶以前， 台湾人考中武科（武进士或武举人）的人数远多于文科，这反映出台湾移垦社会的特性，居民常需倚赖武力自卫， 因此社会普遍弥漫着崇尚武艺的气氛。19世纪中叶之后，文科出身的人数远超过武科，代表着台湾社会的转型， 文教愈兴，社会愈稳定，于是尚武的风气逐渐衰微。
图：台湾汉人移民的原乡
◎社会阶层的底层－罗汉脚
清廷治台之初，由于荒埔土地广大，且土壤肥沃，移民来台拓垦，处处充满机会，谋生不难，因此 吸引中国大陆一波波的移民来台，或循合法管道，或采偷渡方式。当时流行一句 民间谚语：“台湾钱淹脚目”，说明了台湾对于移民的吸引力。
初期来台的移民，追随垦首，参与土地拓垦，可以分得部份土地经营权，成为“小租户”；而随着可耕作土地 趋近渐饱和，晚至的移民，有些还可承租别人的土地，成为“现耕佃农”，但更晚来到的移民， 连成为佃农的机会都没有，多只能成为长工或短工，协助别人耕种，或牵罟捕鱼，或抽藤伐樟，或担任隘寮守卫， 工作风险高，却收入微薄，谋生不易。从19世纪时，台湾出现了《劝君切莫过台湾》这样的歌谣（渡台悲歌）， 劝告在大陆原乡的亲友，千万不要前来台湾谋生。
当时的台湾出现一群没有家产、没有家室的游民，被称为“罗汉脚”。这些沦为社会底层的贫民，由于没有出路 机会，对未来没有希望，往往加入帮会，参与械斗，或受蛊惑而为非作歹，成为社会不安的因素。
图：平埔族聚落
◎汉“番”通婚与家族延续
清廷长期对台的禁止携眷的规定，使得初期台湾的汉人社会，性别严重失衡，适婚年龄的汉人男子往往不易找到 结婚对象，于是汉人与当地平埔族通婚的例子渐渐增多。
因此台湾有一句俗谚：“有唐山公，无唐山妈”，或者说：“有番仔妈，无番 仔公”（注2），说明了早期台湾社会男性汉人与女性原住民通婚的 情形。而一些从事于原住民部落买卖交易的汉族商人（称做“番割”），为了加强与原住民的关系，也常娶原住民女子为妻。
至于已婚却无子嗣的家庭，因台湾为移民社会，不容易找到有血缘的子侄晚辈来收为养子，以继承香火， 只好收养异姓人家的子弟为嗣，而称做“螟蛉子”。当时台湾社会，这种情况很普遍，因此收养没有血缘的人为子嗣， 一般大众并不以为意。一些有钱人家也喜欢收养螟蛉子，以增加家族的人力以协助管理庞大的产业。
此外，台湾移民之间，基于情义与相互照顾的需要，也发展出一种“拟血缘”的家庭关系，互相“结拜”为异姓兄弟； 由于结拜的时候，要互相交换生辰八字，所以“结拜”的兄弟互互称为“换帖”。此外，还有一种方式是加入秘密会社， 例如，“天地会”就是当时在台湾流传的一个秘密会社。“林爽文事件”就与“天地会”有关。
图：清廷颁授“功牌”给协助平定乱事有功的民众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
台湾是一个移垦社会，民风强悍，加上清朝消极的统治，种种不当的政策与吏治，二百年间竟发生了 近百次的大大小小民乱，称得上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动乱的原因，各有不同的背景， 初期多以官府统治失当（例如租税问题或官员残虐），激起民变，而叛乱者多以“反清复明”为号召。 后期的民变，则原因纷杂，或起于汉番冲突，或起于族群械斗，或反抗官府政策等。
清廷治台年间，最严重的“三大民变”为康熙60年（1721）的“朱一贵事件”，乾隆51年（1786年）的“林爽文事件” ，同治元年（1862年）的“戴潮春事件”。
除了汉人的反抗事件，原住民也曾因不满被官府欺凌，或因商社、通事的严重剥削，而起来反抗。 其中以雍正9年（1731）大里西社的反抗事件的规模最大，曾有2000多名平埔族人包围彰化县治，中部平埔族各社纷纷响应。
官民对抗之外，族群分类械斗亦极严重。来自不同原乡的大陆移民，彼此相互敌视，例如闽人、粤人因语言不同 而分群，而同为闽省则又因县府不同而分群，例如泉州人与漳州人相处不眭；即使同一府治，县级区域又可细分出不同族群， 例如“三邑人”（惠安、南安、晋江）与非“三邑人”。
不同族群之间，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时（例如争抢农业用水），往往各自集结同一族群的人，彼此相互械斗，拼个你死我活。 族群之间械斗频繁，清代学者魏源形容为“七、八年一小斗，十余年一大斗”。总计清朝时代，台湾约发生60次大 规模的分类械斗。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族群分类械斗的风气才渐渐消失。
图：平埔族儿童在“社学”就读
◎教育的发展
清朝在台实施科举，设立书院，以传递传统儒家文化及做为学子投入科举之途。 乾隆以前，学院都设置于台南；乾隆以后，才扩及各县厅。总计有清一代，全台设立的书院约五、 六十所。
早期台湾为移垦社会，民众以谋生的经济需求为先，并不热衷科举。而随着地主、富贾阶层的出现， 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逐渐开始送子弟进入学书院就读，以培养成为科举或士绅人才。这些受过教 育的士人，在地方上以文会友，倡导诗文，逐渐为社会带来一些文化气息。
也有一些民间设立“义学”，免费提供一般穷苦儿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整体而言，因一般家庭以务农为生， 需要劳动力，对识字读书的需求较低，再加上经济及交通条件受限，因此儿童就学率并不高。另外， 有些儿童或年轻人前往店家当学徒，或多或少有机会得到一些非正式教育的机会，学习一些简单的读写和算术能力， 以因应日常工作所需。例如，清末台湾就流行一本识字书《千金谱》，内容多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事物或器具名称。 商家学徒花钱买一本来阅读，并向他人请教，以习得基础的文字辨读能力。
原住民教育方面，荷兰人统治时期，为了向原住民传教，曾教导原住民以罗马拼音书写自己的语言（这种罗马拼字被称为 “新港文书”）。这种文字历经明郑时期，一直到清代初期仍然继续使用，一些汉人与平埔族人订立的土地租约， 还可看见这种罗马文字。清朝对平埔族进行教化，在番社设置“社学”，设“教册番”（担任教师的原住民）， 教导原住民儿童一些儒家启蒙的书籍。
随着时间演化，在汉人优势的文化影响下，平埔族人融入汉人社会，改用汉姓，穿上汉人服饰，饮食生活习惯亦逐渐汉化， 从外貌及言语举止已很难区别平埔族人与汉人。平埔族文化最终趋于没落，几乎已完全消失。
图：林朝英的书法作品
◎文化的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前，文学艺术主要流行于社会顶层的官宦及士绅阶层。一直19世纪中叶以后， 由于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社会较为富裕，文学艺术才扩展至一般社会阶层。
在文学表现方面，早期的作家多为大陆来台的仕宦，为台湾宝贵的文献记录。例如郁永河（浙江杭州人）， 曾来台采硫，写下脍炙人口的《裨海纪游》。中期的作家，如姚莹（ 安徽桐城人），曾来台担任官职，代表作品为《东槎纪略》。后期的作家，则以吴子光及施士洁为代表。吴子光（广东嘉应人）， 道光年间来台依亲，定居于苗栗，着有《一肚皮集》。施士洁（台湾台南人），拥有进士头衔， 着有《喆园吟草》、《后苏龛草》、《后苏龛合集》三书。
在书画方面，早期的作品也多出自中国大陆来台的仕宦及流寓人士。绘画作品多师法明、清时期的中国画家， 以水墨花鸟为主。主要的代表人物，例如，谢琯樵（福建诏安人），曾在雾峰林家作客。林朝英， 祖父自康熙年间移民来台，书、画皆有可观，书法尤其有名。日本人曾称赞 林朝英是清代台湾唯一的艺术家。台湾最受欢迎的书体是隶书，其代表人物是吕世宜（福建厦门人）。 吕世宜于道光年间来台，在板桥林家作客，精于金石之学，曾替板桥林家购置近千种金石拓本，被称为 台湾金石学的导师。
图：板桥林家花园
在戏剧文化方面，主要与民间信仰有关，做为酬神、驱邪等宗教目的。到了后期亦有以纯娱乐为主，富贵人家可花钱 请戏班至宅院演出。民间流行的音乐，风格上可分为“南管”与“北管”，可用来伴奏，亦可单独演奏。或是简单 的一应一答，相互对唱，俗称“相褒”。
此外，也有说唱艺术，民众聚于庙宇，听说书或老人讲故事，也是常见的通俗文化。
在建筑艺术方面，清代初期，台湾一般的民宅，大多采土埆搭建，再覆以茅草。18世纪初以后，经济渐渐发达后，“以瓦易茅” ，先从庙宇的建筑开始，然后是店铺，最后普及至一般的民宅。直到19世纪，大户人家已有能力兴建豪华宅第， 例如新竹进士郑用锡的“北郭园”、台北板桥的“林家花园”。 建材甚至远从中国大陆进口，匠师也有聘自中国大陆。
建筑形式的特色，则有用陶瓷片做“剪黏”或用交趾陶来做为房屋装饰，来表现建筑的艺术美感。
（～待续）
日期：2008.02.12【推荐本文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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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康熙26年（1739）起，福建乡试，特别设台籍保障名额1至2名。乾隆4年（1739）起，于京城会试设保障名额， 即台生赴考10人最少录取1名。